关一松：中国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开展更多“循环经济外交”

  【编者的线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全力发展循环经济”，即“循环经济”概念首次写入国家文件算起，中国的循环经济已走过20年。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英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关一松，参与了中国最早的两个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项目的开发，见证了中国参与气候变化领域工作的整个历程。他指出，与材料相关的绿色转型之路还不够清晰，借由循环经济的解决方案，中国能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领者。以下是关一松先生的讲述。

  作为中国循环经济的见证者，我最初接触到循环经济这个概念，始于2003年。那时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正在起步，我加入了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得以有机会接触清洁能源与循环经济等议题。由此开启了我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令我有幸见证其蓬勃发展之路。

  2004年，关一松作为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项目经理，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再生能源规模化项目支持下，组织美国可再生能源企业代表团考察中国风电与光伏企业，期间在“中美可再生能源技术交流讨论会”做发言。左侧出席领导为专委会主任委员朱俊生，曾任国家发改委能源局领导。 本文照片均为关一松提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2013年正式更名为现今的“中国循环经济协会”。这无疑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循环经济不仅是废弃物管理，而需要被视为一项全面的经济议程。我认为，无论从指导工作本身，还是为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遇而言，这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决定，体现出中国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深刻认识。

  2003年，我加入可再生能源专委会时，全球化进程正如火如荼。国际交流与合作，极大促进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那时，中国每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大约仅相当于现在的两到三个大规模风电场。很难想象，20年后，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可以达到如今的水平。2023年，风电和光伏发电量占全国总用电量的比重已达到约15.3%。

  在可再生能源专委会工作期间，我参与了中国最早的两个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项目开发。该项目也是如今备受关注的气候变化议题下的重要内容。通过CDM机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减排信用，用于满足自身的减排义务。当时这一切看似不真实，但实实在在地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减排项目带来了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

  2006年，关一松（右一）作为易澄信诺（Easy Carbon）碳资产咨询公司负责人，促成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与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两个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碳交易项目在英国伦敦签约。

  通过开展国际碳交易，逐步建立起相关行业的基准线和排放数据监测系统等，中国进而得以开展更为广泛的碳排放盘查工作。

  当时，中国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相对被动。国内许多人认为，碳减排可能会限制中国的发展，甚至是发达国家对中国施压的手段。但中国选择了积极应对国际公约的挑战，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学习国际经验与技术的同时，不断完善与提升自身工作，在开放与探索中逐步找到了适合的转型之路。

  国际合作不仅推动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还为碳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实践过程中，中国从国际社会和海外企业吸收了大量有关设备、碳排放计算等方面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为日后可再生能源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碳交易，清洁发展机制（CDM）开创了许多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设计理念。中国通过参与国际碳交易，为建立国内碳市场获得了宝贵经验。作为曾经参与中国碳交易市场方法学编制工作的成员，我们充分参考了国际经验，包括整套机制、相关审定和核查等方面的方法学。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也从最初的试点阶段发展成为规模化运作的市场体系。

  过去，我们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关注以能源为主的应用问题。而在循环经济框架下，则需着重解决以材料为主的使用问题，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脱钩。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关键在于解决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过去，公众更多关注点集中在水体健康和空气质量上，但同样重要的还包括固体废物的处理。在解决固废相关问题方面，循环经济展现出了极大的潜力和优势。

  随着当前经济结构和发展观念的变化，“碳资产”的概念也需依托循环经济的框架进一步完善

  。循环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管理材料资产。而材料的使用和所形成的物质资产，又对碳排放有很大影响，是碳资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金会的研究《循环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另一半蓝图》显示，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可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与提高能效来解决的占比为55%，其余45%来源于土地管理与日常用品和资产的生产过程，需要循环经济去应对。

  建立以循环经济为核心之一的碳资产管理体系，可重新定义与之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等要素，是实现气候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024年6月7日，上海碳博会，关一松以“循环经济：绘制气候行动的另一半蓝图”为题进行演讲。

  我在能源转型领域工作了将近20年，见证了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的巨大成功。我最早参与光伏行业时，光伏电价是煤电价格的5倍。如今，光伏电价已能与煤电相竞争，甚至某些情况下更具价格优势。我认为，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完成了阶段性的胜利，未来可再生能源将在市场引导下，进一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当然，要彻底解决能源问题，仍然需要前沿技术突破，例如氢能技术的发展。但整体来看，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趋势已非常明确。

  尽管钢铁等金属材料的循环利用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依赖石化资源的材料，如塑料和纺织品，目前还未找到理想的系统性的转型路径，尚未形成循环利用的闭环。

  加入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之前，我曾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做顾问，参与了“净塑自然”（No Plastic in Nature），这是中国首个国际合作的塑料污染治理项目。在此期间，我接触到了循环经济的理念，尤其是循环经济如何助力塑料污染治理的内容。我了解到，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在推动全球循环经济转型中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很多重要的数据洞察、倡议和出版物均来自这家基金会，同时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也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机构保持密切合作。最终，我也非常有幸能够加入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继续推动循环经济领域的发展。

  塑料污染的复杂性意味着，未来的解决方案是多元化的，因此不能仅专注于末端回收或材料替代。

  当前最大争议点之一在于：我们应着力于减少原生塑料的使用，还是仅提高塑料的回收和循环利用率，继续生产和使用依赖有限的化石能源的塑料？这两条路径的选择有着根本性区别。

  从设计阶段对塑料包装、产品乃至商业模式进行创新，以减少一次性的塑料包装，从而实现塑料的使用与有限资源的消耗脱钩。

  基金会提出了远大的目标和愿景，为制定行动计划指引了清晰方向。在塑料治理的过程中，减少原生塑料的使用，应是我们首要努力方向。通过逐步采取有效行动，推动全球向真正的循环经济转型。

  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不同选择，各国必然面临分歧和挑战。然而，长远看，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这一进程可能有反复与波动，各国需在合作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彼此的平衡。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福祉，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正在推动“内循环”和“外循环”相结合的双循环经济战略。循环经济不仅能通过更高效的资源利用支持内循环，帮助中国减少对外资源的依赖，如需大量进口的石油与铁矿石等资源。而外循环中的循环经济合作，也将促进源于废弃物的再生资源的贸易与充分利用，助力全球经济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需求。

  在国际上，以欧盟为例，尽管其循环经济立法起步较晚，但政策力度非常强大，在“绿色新政”（Green Deal）中推出《循环经济行动计划》（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CEAP），并积极推动《产品可持续性生态设计法规》（Ecodesign for Sustainable Products Regulation，ESPR）。未来进入欧盟市场的产品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循环经济标准，如塑料包装需包含一定比例再生材料，纺织品需使用再生纤维等。这些标准的实施将对全球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应特别重视这些新的规则与标准对外贸企业的影响，并要与欧盟在政策和标准方面保持积极的交流与沟通，以避免形成新的贸易障碍。

  2023年12月7日，在COP28上，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气候工作基金会与国家气候战略中心联合举办“循环经济：开创气候解决方案和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边会，时任中国代表团顾问、现任中国气候变化特使刘振民进行了致辞。参会者还包括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右四）、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右三）等。上图右一为关一松。

  在推动全球循环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具有巨大潜力，一方面，中国是最早开始通过立法促进循环经济实践的国家之一，取得了很多成就，拥有丰富的经验，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需要的。另一方面，资源竞争，特别是关键矿产的竞争，是当下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方面。通过提升重要资源的循环利用，以更多再生资源取代原生资源，实现未来关键资源以存量为主的分配与供给，将大大缓解全球资源竞争。

  例如，提升与电动汽车相关的锂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建立稳定的再生锂供应市场，可缓解全球对锂资源分配的竞争。

  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废弃物和污染等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循环经济日益成为全世界经济转型的关键路径。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通过构建全球合作网络，联合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决策者、学术机构以及创新型企业，推动政策制定并为企业提供创新战略，助力循环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落地生根。基金会通过发布涵盖塑料、气候、纺织品、农业与食品等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报告，为全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战略支持。

  在欧洲，基金会积极参与欧盟循环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推广，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基金会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欧洲。在G20和WTO等国际平台的支持下，基金会还成功推动巴西发布了国家循环经济政策，其中尤其重视农业资源的再生利用。巴西的政策结合了循环经济的三大核心原则，即“消除废弃物与污染、循环产品与材料，以及促进自然再生”，全面体现了基金会提倡的上游设计理念。

  2024年2月，关一松在由国际金融公司（IFC）和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主办、以“摆脱塑料危机：循环的未来”为题的亚太气候商业论坛上发言。

  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在全球气候目标的实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全球循环经济转型也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参与。尽管欧洲在部分领域走在前列，但全球循环经济的真正成效取决于中国在制造业和资源管理中的表现

  以纺织行业为例，中国纺织面料行业占全球纺织面料产量的50%以上。虽然部分服装和鞋类生产正向其他国家转移，但由于纺织面料生产所需的高技术含量，这一产业链仍由中国主导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积极参与中欧之间的循环经济对话，每年组织智库会议，推动双方在政策和实践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世界循环经济论坛等国际平台上，基金会推动中外循环经济的对话与交流，分享中国循环经济实践的宝贵经验。基金会与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密切合作，举办了多次研讨会，在塑料条约谈判的进程中，帮助各方了解国际趋势和立场，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全球范围内，循环经济不仅关乎固体废弃物的管理，更是一个系统化的经济转型路径

  绿色设计、生态设计和循环设计，目标和原则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具体内容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绿色设计和生态设计，都强调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尽可能降低产品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减少环境影响。循环设计则强调通过设计从源头消除废弃物和污染，让产品和材料在其最高价值状态被更多次使用，将促进自然恢复和再生的能力注入每一个设计和决定。

  循环设计理念虽好，实际应用的有效性还依赖于产业链联动、政策支持和回收基础设施建设等条件。

  例如，许多食品的包装袋采用了多层复合材料设计，这些复合材料的回收处理难度极大。企业通常选择可回收或可降解的材料，提升包装的循环性，但这样的新材料往往比传统材料成本更高，企业还需进行大规模投资，用于新材料的研发和生产技术的升级。这一类符合循环设计的产品进入市场，仍依赖于消费者对包装进行适当分类和回收，且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法规来推动循环设计和回收系统的改进，才能最终让可回收的材料真正循环起来。

  要达成这些过程，根本上是循环设计相关的标准。为此，有必要在绿色设计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完善的循环设计标准。

  立法层面，推动《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至关重要。虽然该法未被纳入当前的立法进程，但未来五年中，有望成为政策焦点。同时，应当为企业的实践创造更多条件。和其他产业政策不同，循环经济与商业模式息息相关

  对于企业，政府应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企业将循环经济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除了实践回收的企业，生产消费品的品牌商若符合循环经济标准，也应获得相应支持。政府应在企业的实践过程中设立激励措施，确保中小企业也能参与其中

  循环经济还需与深化改革政策相结合。例如，税制改革给予地方更多消费税的征收权力，提供了鼓励绿色消费的空间。当下，在“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下，回收再生产业将有进一步发展。未来，我们期待，国家出台促进循环经济的公共采购政策，帮助与鼓励更多循环经济原则的产品和商业模式大规模落地。例如，在政府采购中指定部分比例的翻新家具与设备等。

  2023年12月4日，联合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期间，关一松在“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中国实践”的主题边会上发言。

  国际合作也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近期，许多国家出台了循环经济的战略与政策，高级别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多。循环经济是中国与欧盟交流合作的重点之一，在双方去年重新续签的备忘录基础上，今年发布了路线图，正在务实推动深入交流。而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如美国和巴西的合作中，已展现出循环经济的潜力。中国通过将国内循环体系融入国际循环体系，不仅有利于中国，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开展更多“循环经济外交”。

  起初，我对艾伦·麦克阿瑟女爵的了解，大多数来源于她的个人故事，尤其是她从一位杰出的航海运动员转型为循环经济倡导者的历程。她展现了极强的体育精神、开拓力和进取心，并在退役后全身心投入慈善事业。

  艾伦亲力亲为，十分平易近人。她曾分享过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在她独自完成70多天的全球航行时，面对有限的燃料、食物和物资，她不得不精打细算，确保在不补给的情况下顺利到达终点。这段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并启发她推动循环经济。她指出，我们今天的资源管理，与她航海时的极限资源管理非常相似，人类必须找到可持续的路径来应对资源枯竭的挑战。